我将其称之为《老子》生成论的两条序列。

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‘条件或者‘手段，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。无怪乎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·清初学海波澜余录》中，列方以智为首出，并对其学术论著给予极高的评述。

尊道不尊身，不谓之尊道。天子器之(31)的记载，而其中的公孙弘尤得这种儒法互用之三昧，以致于深合武帝圣意官至相位。……顺理而迹本圆即是天地之化……不顺理，则人欲横流，迹本交丧，人间便成地狱。生物技术中基因改造以其对身体遗传基因重新编码，除了可为新种族主义、新超人理论鸣锣开道外，也必然在我们今人与坚持我们身体是父母的遗体、坚持重血缘重遗传的中国传统思想之间作出了切割。故当人们把培根目为人类知识新工具的奠基者之际，请不要忘记在大洋彼岸的中国，还有方以智以同样贡献可与之并肩而立。

即使是处于最有影响地位的人，若不具备来源于教育的这种美德，在世上便会一事无成。这一点，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哲学思想之中，从《周易》的利用安身到荀子的善假于物，再到王夫之的天下唯器即其显证。汤一介先生曾说父亲的好友冯友兰、胡适对自己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1944年3月，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聘请冯友兰、汤用彤、冯沅君、陈寅恪、胡适等为名誉导师。是年秋，他回国后，沿此方向写成《一种人生观》。在以上三书中，冯友兰确立了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，并开始将之与程朱理学相结合。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，冯友兰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，兼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。

1955年6月，中国科学院成立，汤用彤、冯友兰被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。会议论文由《汤用彤先生纪念论文集》编辑委员会编为《燕园论学集》一书，次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金先生的书是《论道》。汤用彤与冯友兰先后于1918年和1919年赴美留学，通过天人学会印的通讯继续维系他们当初复兴中国文化的共同理想。他们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两位领军人物，是近年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。1936年，汤用彤于《哲学评论》第七卷第一期发表《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》(第一届中国哲学年会报告摘要)，在《哲学评论》第七卷第二期发表《关于〈肇论〉》(第二届哲学年会报告摘要)。

受天人学会崇高理想的深刻影响，冯友兰以《天人损益论》（又名《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》）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。1949年后，都感佩共产党使中国赢得民族独立，把中国希望寄托在实行社会主义上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。这种超越而内在的理所具备的外在规范作用，正是救治国民散漫、虚浮的良药。此间，冯友兰带着他的新著《中国哲学史》特来造访。

正是汤用彤、冯友兰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，奠定了中国哲学学者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。层层筛选后，由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全体会议给予确认。

上世纪这些学者间的相互启发、共同切磋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。20余名哲学家出席会议，冯友兰致开幕词，胡适介绍了哲学会的发起、经过和意义。

在这短短的几个月，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、金岳霖教授，把在此以前开始写的著作写完了。天人之交情，必须至如此之深如说当初觉得有什么，现在才晓得原来没有什么，那就对了。这就是我二十余年来所走的一条路。虽说今日我亦颇知尊重学问家，可惜我自己做不来。或如英文系的同学毕业时，我可以写介绍信说某君英文很好请你可以用他。

所以我说哲学不是尽人可学的学问。如此，就可以算成功了。

因为学科学的人，只要肯用功，多学点时候，总可学个大致不差。这就因为哲学所研究的问题，最近在眼前，却又是远在极处——最究竟。

甚么意见呢？就是鄙薄学问，很看不起有学问的人。这种情形在学术界里，多可看见。

但是，为什么缘故，不知不觉地竟让大家误会了以我为一个学问家呢？此即今天我想向大家解释的。不过科学上问题的解决可以摆出外面与人以共见。所以最初的一点主见便是以后大学问的萌芽。康德、罗素、柏格森……全懂得。

而亦随在都有滋养料可得。所以我也不能不替哲学系的同学发愁。

现在把上面的话结束起来。因我当时很热心想做事救国。

如果他要勉强去学，就学一辈子，也得不到一点结果。这是申说第一点意义的。

此理，前人早开掘出以遗我，第苦后人不能领取。甚至一般人简直无法去学哲学。此中并无何奇巧，我只是在无意中走上一条路。因此要想方法了解西洋的道理，探求到根本，而谋一个解决。

总不敢自以为高明，而生恐怕是人家的道理对。后此不知如何，终恐草草负此生耳。

何谓学问？有主见就是学问。所以今天向大家自白，让大家能明白我是怎样的人，真是再好不过。

哲学系的同学，生在今日，可以说是不幸。他是个太过尚实认真的人，差不多是个狭隘的实用主义者。